《天朝的崩溃》摘录
1.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
2.琦善卖国说的根由在于：他不主张用武力对抗的方式，来制止英国的军事侵略，而企图用妥协的方式，达到中英和解。
3.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这种说法首先有利于道光帝。
4.英军凭借其强大海军，横行于中国海面，决定了战役战斗的时间、地点、规模。
5.清军不是一支纯粹的国防军，而是同时兼有警察、内卫部队、国防军三种职能。
6.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清朝，对于一支兵力强于本族武装（八旗）的汉族武装（绿营），更是多加防备，其基本对策就是用兵力相对集中的八旗监视兵力分散的绿营。因此，绿营兵驻扎的分散，不仅由于军事的考虑，而是出于政治的需要。
7.眼下流行的各种鸦片战争的论著中，一方面承认清军已经腐败，一方面又使用了既模糊又明确的说法，“广大爱国官兵英勇奋战”云云，似乎只是一小部分上层人士对此应负责任，而下层官兵毫无责任可言。他们的例证，正是一小部分在抵抗中牺牲的将士。且不论这种以偏概全的方法在逻辑上的错误，就此一说法的倡导者的心态而言，多多少少又有一些阿Q的味道。
8.清军军官的来源，主要为两途：一是行伍出身，如鸦片战争中的重要将领杨芳、余步云、陈化成等人，皆由士兵升至一品大员；二是武科举出身，又如鸦片战争中的名将关天培（武举人）、葛云飞（武进士）、王锡朋（武举人）等人，由下级军官而逐级晋升。
9.这时苗大人生怕他去一问，耽搁了时间，缺额又被旁人抢去，所以他随即说：“我知道，用不着问。”于是他就随手写了“冯玉祥”三个字。
10.既要杜绝鸦片来源又不许挑起衅端，道光帝的这一训令本来就是一个悖论，任何人都无法执行
11.君王好高髻，城中高一尺。
12.道光帝也犯下了重大错误，他用“天朝”的逻辑来思考对策，且对敌手的估计也去真实甚远。
13.道光帝收到林则徐的奏折，看到的仍是纠缠不清的“夷务”，深感“殊属不成事体”！于是，他想出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即将咭唎国贸易停止”，什么具结、交凶、续缴鸦片等等事项，统统不必再与之追究下去。然而，断绝通商可能会引起何种后果，他似乎仅仅看税银减少这一项。这位生性苛俭的皇帝，此次竟大方地宣布：“区区税银，何足计论！
14.林则徐收缴鸦片2万余箱后，担心鸦片烟船北上贩烟，请道光帝下令沿海各省“严查”鸦片走私。然而道光帝接到此奏后，并无给各省的敕令
15.自1839年9月1日林则徐疏言分析“边衅”之后，再也没有在奏折中对此问题作进一步的讨论。他虽不时地报告英方行动的传闻，但总是认定为“恫喝”，并称之“谅亦无所施其伎俩”
16.义律代表鸦片商人缴出鸦片，并不意味着将遵循中国的法令，而是将鸦片商人的货物变为英国政府的财产，图谋以此为由向中国发动战争。
17.综上所述，我以为，林则徐的这种图上作业，设计得越周密，距实战越远。这是书生议兵最容易犯的错误。
18.总之，双方各报胜仗。
19.夷人”之所以为中土士子们看不起，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不会使用优雅的汉语
20.在专制社会中，独裁者原本可不用讲道理的。因为，所有的道理都在他一人手中。
21.如果早日收到英夷“伸冤”的投书，如果早日相机办理速定主“抚”大计，那又何来此等许多周折。为此，他越想越恨，不免圣怒大作。10月7日，他下令将已革浙江巡抚乌尔恭额拿问解京，交刑部审讯，罪名竟然是拒收“夷书”！
22.前面对林的指控，属于“伸冤”，后面的各项要求，属于“乞恩”。
23.琦善主“剿”信念动摇的主因，在于目睹英军的“船坚炮利”，自忖不敌，这是英方完全可以想见的并希望达到的效果。而道光帝主“抚”意向的萌生原因，却是英方无论如何也猜不到的，据蒋廷黻先生的发现，竟是巴麦尊照会的翻译问题。“demand from the Emperor satisfaction and redress”
24.他所标榜所追求的守成和实政，既是其禀性之使然，也不失为一种高明的藏拙之道。
25.那种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强求一致的政治体制和君主作风，又何曾不是在客观上催化、助长这种风气
26.在鸦片战争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毫无官方地位的小人物，常常有着令人吃惊的表演。张喜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他留下了两部记录自己交涉活动的著作——《探夷说帖》和《抚夷日记》，今日读起来颇有“晏子使楚”的韵味。
27.但是，无论是伦敦还是北京，都距离广东十分遥远，牵线人手中的线一放到那么长，木偶的手脚就不可能绷得很紧。于是，义律和琦善都利用这小小的松弛，一轮又一轮地交涉，演出了双方导演没有编排的众多节目。 所谓广东谈判，实际上是义律越权、琦善违旨的活动，其中义律走得比琦善更远。
28.威风凛凛战功赫赫的果勇侯杨芳，在与英军的作战中，未露丝毫的“果勇”精神，而在对道光帝的捏谎上，却大显惊人的“果勇”气派。
29.义律的想法很简单，他不希望广州的战事吓跑了居住在广州的富商。
30.这里，还应提一件有趣的事件。1841年7月20日，由印度返回不久，继懿律而荣任全权代表的海军司令伯麦，在澳门与义律一同登上了路易莎号，准备前往香港与英军会合，途遇台风，路易莎号沉没，义律、伯麦等20人爬上一个小岛。岛上的居民夺走了他们的衣物，义律提出付款1000元请他们用小船送之回澳门。双方的讨价还价持续了很久，从1000元升至3400元。7月23日，义律等人终于返回澳门。看来这些村民并不知道“番鬼”们的真实身份，也不知道他们的身价。在广州，奕山开出的赏格为
31.与杨芳相比，奕山的违旨又不知严重多少倍。杨芳仅同意通商，奕山竟交出高达600万元“使费”，实为赎城费。堂堂“天朝”之“靖逆将军”，如此“靖逆”，圣怒下来将压为齑粉！
32.林则徐作为“天朝”中的一文臣，如此建言，并不足奇，也不必究其责任；然而一些论者对此未加分析，先作赞词，称作救时之方，指责奕山未能一一如计行事，反显足以为奇。
33.综上所述，我以为，三元里民众抗英斗争，无疑是一件值得百年称颂的事件，但将之提升至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精神展示，则脱离了当时的时代。
34.中国的历史长达几千年，中国的老百姓在历史的变迁中对诸如改朝换代之类的重大变动都习以为常。只要不触动他们的眼前利益，逆来顺受又成为另一种传统。谁当皇上就给谁纳粮。满清的皇帝也未必比浮海东来的“红毛”统治者，更为可亲可爱。
35.中国人（主要是汉族人）很早便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单独的民族，就传统的民族主义而言，中华民族并不存在着民族意识觉醒的问题。问题的真正要害在于，具有国际观念的近代民族主义，又如何从具有“夷夏”观念的传统民族主义的母体中胎生。
36.当人们认知中国包含着“天下”，即中国是一个世界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时，当人们还不能平等地看待中国以外地区的文明时，他们身上的那种传统的民族主义虽可以产生一些“尊王攘夷”的壮举，但毕竟不合时代节拍。
37.最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道光帝。他接到颜伯焘厦门失陷的奏折，见有“伪陆路提督郭”的字样，竟然发现了新大陆，即英军也会陆战
38.世界上的一切事情均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时间，一是金钱。
39.当我抄完吕贤基、刘韵珂两份奏折后，坐在档案馆宽敞的阅档室里，怔怔地望着这两份文件。我揣度着鄂云和那些不知姓名的雇勇的心思，思索着吏治与国运的关系，种种联想不可遏制，连绵而至。天黑了，灯亮了，人们纷纷离去。我才发现已坐了很久，很久，也想了许多，许多……
40.鄂云是一个小人物，他靠着一名七品笔帖式的堂弟，便可如此贪赃枉法。我们虽不能由鄂云一事例来推断清王朝官员中人人如此，但在当时，利用雇勇做手脚发国难财又似乎不是秘密。许多私家记载对此留下了记载。又按照清朝当时办事规则，制造军器、修筑工事、调防兵弁等等，凡是涉及到银钱之项，无不可从中侵蚀。
41.据此，我们可以得出近似的结论，鸦片战争中清政府支出的军费约2500万两，若包括来自民间的捐输银钱，当超过3000万两。
42.作为鸦片战争结束标志的1842年8月29日在南京江面上签字的中英和约，被后人名之为“南京条约”
43.为了不致于被误作贡品，泰勒总统亲自审定了礼单：航海地图，地球仪；六轮手枪、步枪；蒸汽战舰模型、蒸汽挖掘机模型；关于构筑要塞、造船、海陆军战术、地质、化学的书籍以及《美国百科全书》；电话机、望远镜、气压计、温度计……这自然是为了显示美国在军事和科技上的优势，但就客观而言，正是战败的中国急需之物。可清朝官员却将之视为“奇技淫巧”，耆英后来谢绝了。
44.“天朝”是一个梦，一个难以惊醒的梦。
45.此时已距鸦片战争40年，清朝已与英国、美国、法国、俄国、瑞典、挪威、德国、葡萄牙、丹麦、比利时、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等国签订了几十项不平等条约。
46.至1858年，日本与美国、英国、俄国、法国、荷兰签订了十多项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由此获得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协定关税、设置租界（居留地）等不平等权益。除了割地赔款外，日本“享受”着与中国同等的待遇。
47.名茶上喜选，只消喝四碗， 惊破太平梦，彻夜不能眠。